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位於倫敦東南肯特郡的達爾文故居,現在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數以萬計的遊客。

倫敦東南城郊不足30公里外,有一個名聞遐邇的小村莊——道恩(Downe)。與英國典型的小村莊一樣,村子中心只有教堂和酒吧。然而,每年來自世界各地數以萬計的遊客輾轉來到道恩村。他們經過教堂、酒吧和狹窄的鄉間小路,轉入一處普通的宅院參觀。

吸引他們的是這個宅子的舊主人——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達爾文,100多年前因進化論的「離經叛道」蜚聲世界,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學家。他的頭像,被印在了10英磅紙幣上。在他去世137年後的今天,達爾文仍然是英國家喻戶曉的名人。

在達爾文故居的簡介文字中,對他有這樣的描述:一個資質平常的「普通男孩」、在愛丁堡大學學醫,後轉入劍橋大學讀神學。在劍橋,他主持過一個「吃貨」俱樂部,每個星期搜羅古怪的野生動物品滋嘗味。

用達爾文自己的話說,劍橋3年(1828-1831年)是他「幸福人生最快樂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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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達爾文的父親曾責罵他:你除了對打獵、養狗、抓老鼠感興趣之外,什麼都不上心。以後別說你能光宗耀祖了,你能不讓自己丟臉,不讓全家丟臉就算不錯了。

如果把孩子送進名校被很多人視為終極目標的話,那麼對達爾文的父親來說,把他送進名校學習,只是他走向廣闊世界、探索思考人類和自然的開始。

財富世家

達爾文1809年出生在英格蘭西部與威爾士接壤的什羅普郡(Shropshire)的一個富裕的家庭。他的祖父是當地著名的醫生,外祖父是英國老牌瓷器韋奇伍德(Wedgwood)的創始人。

他們兩位被稱為18世紀中葉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重要人物,都有開明的觀念,開放的思想,學習並接受新技術新思維的開拓精神。達爾文這兩位祖父志同道合,讓家族財富不斷增長,也結成了兒女親家。

在達爾文的故居中,有關他父母的情況很少,卻有不少篇幅介紹他的兩位祖父。實際上,達爾文8歲喪母,在他心目當中,父親才是最能影響、培養、支持和理解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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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達爾文的自傳中,他回憶自己從上小學開始就對自然歷史感興趣,喜歡收攢各種東西:貝殼、印章、硬幣、石頭,等等。

然而,年少的達爾文很不適應傳統小學教育中對詩歌的重視,特別是他苦苦背誦的名家詩歌,兩天後就忘得一乾二淨。

「我離開小學時,按我的歲數應該成績既不高也不低,我覺得所有老師和我父親都認為我是個非常普通的男孩,智力還達不到一般普通的程度。」

達爾文67歲時寫的自傳中還提起當年曾被父親責罵深感屈辱。父親對他說過:「你除了對打獵、養狗抓老鼠感興趣之外,什麼都不上心。以後別說你能光宗耀祖了,你能不讓自己丟臉,不讓全家丟臉就謝天謝地了(you will be a disgrace to yourself and all your family)。」

Image copyright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mage caption 達爾文在劍橋大學時搜集的甲殼蟲。「他很少上課,總是在野外捉蟲子。」

達爾文中學時期,也沒有任何天才少年的影子。他對學校裏的課程仍然毫無興趣,很多老師在他眼中「教得枯燥,人也乏味」。

父親常年行醫,擅長待人接物,達爾文極為信任佩服父親的判斷和識人能力。因為父親相信兒子會成為一名好醫生,於是在1825年,年僅16歲的達爾文跟隨學醫的兄長被送到了愛丁堡大學。

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726年,達爾文入讀時,這個醫學院已經是個有百年歷史的名校,享譽歐洲大陸,也是像達爾文這樣的醫生世家培養接班人的不二選擇。

名校學生

那時的愛丁堡,剛剛經歷了對西方乃至全人類現代文明產生重大影響的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湧現出了一批思想家,如弗朗西斯·哈奇森、亞當·斯密、大衛·休謨、亞當·弗格森等。19世紀初,少年達爾文到愛丁堡求學時,這裏聚集了大批作家、評論家、出版家、教師、醫生和科學家,形成具有世界影響的學術精英,所以愛丁堡也被稱為「北方的雅典」。

後來的研究者傾向於認為,愛丁堡當時空前活躍的自由思想對成長時期的達爾文產生過重要影響。他與好朋友們一起,開始跳出傳統的基督教教義的框框思考自然科學問題。這為他後來大膽提出進化論埋下了伏筆。

然而事實是,醫科學生要面對的血淋淋的職業訓練,讓達爾文難以接受,萌生了輟學的念頭。1827年,達爾文放棄了學醫。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達爾文在肯特道恩村生活了近40年。他在住宅附近建了溫室研究植物。這裏是他每天散步的必走之路。

好在達爾文的父親並沒有放棄他。面對這樣一個「不務正業」,不肯繼續沿父輩安排好的職業道路往前走的孩子,父親說服他轉入劍橋大學學數學和神學,要把他培養成牧師·:既然不願成為治病救人的醫生,那就成為拯救靈魂的牧師吧。況且,他自己當時也是一隻迷途的羔羊。

達爾文在自傳中這樣寫道:「父親看到,或者他從姐姐們那裏聽到我不喜歡當醫生的想法,於是他提議我應該當個牧師。 他強烈反對我變成一個遊手好閒、吃喝玩樂、 終日靠賭博打獵度日的浪蕩子。而當時那很可能就是我的人生歸宿。」

1828年1月,達爾文成為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學生。可是,在相對保守的劍橋大學,達爾文對自己專業的學習興趣也沒有持續太久。2009年發現的基督學院當年的6個舊賬本顯示,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的3年,花銷了636英鎊,約合現在5萬英鎊。而這些並不包括他喝酒抽煙的錢,也不包括他養馬的費用。

他過著典型的富家子的大學生活:他不愛學習,花在鞋上的錢多過買書的錢;住的學生宿舍是他可以入住的最高檔房間;生活上僱人打點自己:有人幫他擦鞋、有人幫他鋪牀疊被、有人幫他搬煤生火……而他則喝酒抽煙騎馬打獵。當年他的一個朋友曾開玩笑為他設計了一個臂章,上面畫的是酒桶和煙,顯然吸煙喝酒是同學心目中達爾文的標誌形像。

劍橋時期的達爾文如果顯露出一個偉大生物學家的任何鋒芒的話,那麼對野味的好奇和對搜集甲殼蟲的熱衷,算得上其中的亮點。

他曾經主持過「格魯頓」吃貨俱樂部 (Glutton Club),每周聚餐一次,專吃「古怪野味肉」(strange flesh)。他們吃過鷹,還吃過麻鷺。有一天,一隻又老又黃又多筋的貓頭鷹讓吃貨們大倒胃口,他們決定從此不再獵奇嘗鮮,專心研究波特酒佐肉的功效。達爾文自己對各種野味的品嚐興趣卻並沒有因此減少,相反他離開劍橋後兩次到南半球探索野生世界,給了他更多的嘗鮮機會。

如今在劍橋大學動物學博物館中,還有達爾文的甲殼蟲盒子。博物館這樣介紹說:「達爾文在劍橋期間很少上課,而是在野外捉甲殼蟲去了。」

達爾文對甲殼蟲的收集達到癡迷的程度。有一次,他揭開一張老樹皮,看見兩隻很罕見的甲殼蟲,於是一手捉住一隻,結果又看見了另一隻,而且是新品種。情急之下,他把右手捉的甲殼蟲塞進嘴裏,結果蟲子射出特別辛辣的液體,辣得他不得已只好把甲殼蟲吐了出來,丟了這只,那第三隻也沒捉住。

達爾文自己總結說:「如果從學習方面來講,這三年和愛丁堡以及中學時期一樣,我的時間全部都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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